“一校一社工”进驻内地校园

   记者走到门口，发现几个孩子排着队，正眼巴巴地朝屋里望着。他们是北京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学生，每天午饭后来这个“社工办公室”玩玩，和“慧雨姐姐”聊聊天，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情。

   孩子们口中的“慧雨姐姐”，是今年7月从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毕业的姜慧雨。作为北京的首位“驻校社工”，在来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四个月时间里，她用一连串的专业“动作”诠释了来自香港的“一校一社工”制度。 

   为了让孩子们愿意接近自己，姜慧雨和其他社工志愿者一起，精心布置了“社工办公室”。在那里，没有高高的作业、课本，而是许多精美的儿童玩具：蹦蹦跳跳的小青蛙、会说话的毛绒大嘴猴、精致的塑料卡车……仿佛一个玩具商店。在屋子的角落，淡粉色的百叶窗还包裹着一个约三平方米的小世界——辅导室。里面只有两个淡黄色的小圆形沙发和两个绿色的小抱枕，显得简单而温馨。

   因为办公室不大，孩子们得排队轮流进来。“他们挺愿意接近我们的，有些孩子来这里就是想和我们说说话、握握手。”来自辽宁渤海大学的实习社工廖书楠告诉记者。而赢得孩子们信任的姜慧雨，则成了“慧雨姐姐”。

   姜慧雨告诉记者，她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为出现问题或适应不良的学生提供补救性服务；用专业的眼光及早发现在情绪、社交等方面存在潜在困难的学生，为其提供预防性服务；针对全体学生，提供潜力开发、生涯规划等发展性的服务。

   经过调查和研究，姜慧雨将第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初中同学身上。到学校第一件事，她就与来自香港的志愿者一起，为学生组织了一个夏令营——“新公民成长营”。

   在这个以梦想和爱为主题的活动中，姜慧雨和志愿者们帮孩子们认识自己，探寻对这个城市的身份认同，让孩子们体验到爱。他们亲自给每一个孩子洗脚，告诉他们：脚是身体中不经常露出来的部分，代表每个人都有的幽暗的一面。现在通过“洗脚”，让孩子们洗掉过去所有的内心负担，并学会接纳自己……一个平时很敏感、内向的初二男生在洗脚时，哭得特别厉害，他在事后的日记中写道：那次洗脚时我哭了，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就是这个孩子，不久前加入了“爱心大使计划”，成为学校的“爱心大使”。他开始愿意帮助小同学，更会主动与身边的同学谈话。

   “‘爱心大使计划’不仅仅倡导同学们去服务学校和社会，更注重他们自身的发展，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尊感、抗逆力以及解难能力和基本的社会、人际交往技巧。”姜慧雨说，“这项计划还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力措施。青少年有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三大基本需要，而家庭的流动、家庭教育的不足，现实受教育条件的限制，未来出路的渺茫，使得这些孩子的支持系统非常薄弱，这三种基本需要很难得到满足，不法分子很容易趁机而入。这个计划发展农民工子女的同伴支持网络，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并在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从而引导孩子走上健康的社会化之路。”

   在发掘并优化利用学校自身资源的同时，姜慧雨还积极引入外部社会资源，引导企业、媒体、职业学校，为农民工子女建立一个有效的社区与社会支持系统。 

社工供不应求却大量流失

   对于姜慧雨的工作，行知新公民学校校长黄鹤用了两个“非常”来形容：“农民工子女非常需要社工，慧雨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认为，农民工孩子的社会化、发展和心理健康比学习知识更重要，是成长的第一要务。这几个月来，社工在帮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吸引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建立家校联系等方面做了很多好的工作。

   其实，不仅农民工孩子需要驻校社工，很多城市的孩子也需要社工的支持。共青团广州市委11月20日公布《青少年事务社工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广州市青少年出现“三弱三缺乏”的普遍现象，即“身份认同弱，生涯规划缺乏；情绪管理弱，舒缓渠道缺乏；情感支持弱，联系归属缺乏”。目前家庭、学校和社区给青少年的支持非常有限，青少年对这三个系统的联系感和归属感不强，有将近70%的人希望寻求社工的帮助以解决在学习、生活或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在将“一校一社工”制度引进新公民学校前曾专门就此做了调研，他发现，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标准配备社工，中国需要300万，而全国200多所学校的社工院系培养的专业社工迄今不过十万。在这些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又不到10%，出现了“极大的需求、极少的供给、更少的对口就业”现象。 

驻校社工的“星火”能否“燎原”

   专业社工人才供不应求，却又为何大量流失？徐永光认为，对于社工，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如《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考试实施办法等，社工的发育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但政策落实起来还有很大困难。在国外和香港地区，许多社工是由政府出资雇用，派到学校、社区服务。而我国一些地方在公务员考试规定的专业系列中，把社工排除在外。也就是说，社工专业毕业生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每年几万毕业生中有很多人转行，是苦于没有岗位，这需要发展专门的社工NGO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呼吁民政部门、教育部门为公益组织的注册“开绿灯”，为社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表示，南都基金会将和大学、公益组织以及香港和国际组织合作，培育更多的社工组织。

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教授担心的则是经费问题。“民间捐赠没有保障，人还是留不住。”要解决社工人才紧缺的问题，他认为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专业院校正规培养，二是通过培训等方法，使目前在岗的社会工作人员实现专业化。

   最近几年，为了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工作。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部署，强调国家要“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07年，中组部等15个部委开展了“社会工作人才问题研究”；今年9月，民政部等单位将组织实施首次社工资格认证考试。而在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不久，各地就纷纷行动起来，推出了不少有力的举措——

   10月26日，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工工作发展的意见》以及7个相关文件，培育社工人才成为深圳人才强市战略的重大举措。“一校一社工”制度将建立，由政府购买服务。社工薪酬不低于同等条件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水平，最低3330元/月。政府在购买服务的同时，将对民间组织设立扶持专项资金。

   而四川省启动了“社工人才百人计划”，首期社会工作人才培训班日前开班。社工服务将由政府买单。

   11月21日，广州首次引入“驻校社工”，目前已在赤岗、绿翠两家中学设立试点，这些社工将常驻学校。

   “如果都能像深圳那样，由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支持将不是问题。”史柏年说。而徐永光对社工的未来的判断是：社工已开始为社会所认识，也没有政策障碍，“驻校社工”在内地将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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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社工的历史

   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剧烈变迁，出现了大量的移民，移民们向城市集中。于是出现了一种“学校家庭访问员”（home and school visitor）（驻校社工的前身），目的是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好的了解。1919年，美国社会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学校社会工作在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学校社会工作起步。

   从华人文化圈来看，香港从1971年开始推行学校社会工作，1977年学校社会工作正式确立。1982年全港中学获得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到2000年，全港全部实行“一校一社工”的制度。 

社工与志愿者的区别

   （1）社工是受薪人员，是拿工资的，而义工则是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等，没有任何工资等的报酬。

  （2）社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比如说个案社会工作，比如说聆听的技术，等等，而从事公益事业的义工，有时候也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术，比如说医护人员，但社工则是一种专业特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有别于其他的专业。

   （3）社工要遵循严格的专业伦理和价值，而义工也要遵循社会的伦理和价值，但不如社工严格和专业。这些伦理和价值是作为一个社工人员所必须遵守的，其规定也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会互相冲突，或者跟社会总体的价值观相冲突。

  （4）社工需要有从业资格，就像律师需要有律师资格证书一样。但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还不完善，社工证照制度还没有建立，只是在上海等地有了社工资格认证，社工协会、民政部等在今年9月将实施首次社工资格认证考试。而义工则没有专业资格的限制，只要是自愿的助人都可以看做是义工。

   （5）义工所服务的范围要比社工的服务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一系列为了他人、社会而进行的无偿性的活动。而社工则指专业社工人员所从事的服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