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5年9月4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简称：95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个联合国国际会议，而且规模空前，全球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及NGO代表，共15000多人参加。

作为95世妇会的平行会议，世界NGO妇女论坛于8月31日至9月8日在北京怀柔召开，是民间组织讨论妇女问题的主要场所。论坛围绕“平等、发展、和平”的主题，就妇女参与政治和经济发展、和平与人类安全、贫困、妇女权利、教育等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开展了3000多场形式自由活泼的专题研讨会。

95世妇会以及世界NGO妇女论坛的召开及媒体的报道，不仅使许多中国人——不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第一次知道和接触NGO，而且激发了不少精英创办类似于国外NGO组织或对传统社团进行变革的冲动。之后，中国自下而上对NGO的认识有所改观，NGO也开始日益增多，活动日趋活跃。

95世妇会，向来被学界认为是中国NGO从0到1的历史节点。

“知不知”公益沙龙

“中国现代慈善简史” 第 3 讲

经公益资本论 (ID: gongyizibenlun) 授权转载

95世妇会和世界NGO妇女论坛的召开，让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打开了眼界。NGO这个词开始在中国为人所知。

1994年，我还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做秘书长。当时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负责人叫吴甘美，她内外通吃，特别活跃。为了迎接世妇会，她把我们一批人拉上，参加各种准备活动。总之，当时并不是人口福利基金会要我去参加世妇会的，而是被吴甘美组织起来的。这应该是有民间性的。

▲ 1995年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4万余人相聚北京。 © 翟伟

参加世妇会之前，当时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一位领导来给我们培训，他的讲话我到今天都还记得特别清楚。

他告诉我们，国际大会通常都会有一个NGO的同步会议，他有一次在南亚参加一个NGO会议，发现那些NGO里的妇女代表可了不得，开会的时候都会上去抢话筒，讲话风格也都非常强悍。他不知道这些妇女代表到了中国会做些什么，会不会也上去抢话筒，会不会裸体游行等等。

总之，他给我们的信息是——国际NGO跟洪水猛兽差不多，是我们不认识的“另外一种生物”。

那时候，中国已经有包括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在内的20多家“国字头”基金会了，我印象中只有个把科技方面的基金会用个人命名，其他的都冠以中国、中华的字头。也就是说，办这些基金会的都是政府部门，所以，这些基金会自然不认为自己是非政府组织。

政府部门当时为什么办基金会呢？我刚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时，去拜访作为基金会创办者之一的一位副部长。副部长告诉我，创办基金会其实是因为那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当时)政府财政很紧张，拿不出钱来支持。他们一批老干部到国外转了一圈，发现基金会很有钱，好像有了基金会，钱就可以滚滚而来了。

所以后来就各个(政府)部门就都办起了基金会。这其实是对基金会的很片面的理解。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国外基金会——大部分是私人的，由家族和企业出钱；还有的叫基金会的公益组织，其实是没钱的，要筹款的。

可见，在迎接95世妇会的时候，中国人对NGO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认识，哪怕是去国外见过NGO的一些领导人，也是带着有色眼镜，认为一定要万分谨慎的对待。这也就是后来把与世妇会(国家领导人出席)平行的“世界NGO妇女论坛”的会场从北京工人体育馆改到怀柔的主要原因。怀柔县因此大拆大建、面目一新。筹备期间，李鹏总理去视察了两次，北京市政府还对所有出租车司机进行了动员和培训。

可以说，95世妇会和世界NGO妇女论坛的召开，让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打开了眼界。NGO这个词开始在中国为人所知。我自己也是从那时开始知道、接触和研究NGO的。

社会性别意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分享意识、创新意识都是世妇会留下来的很核心的价值观，帮助我们的工作和实践，让我们受益匪浅。

中国筹备世妇会是在1993下半年和1994一整年。我们举办的是第四次世妇会，前三次世妇会中国都没有派NGO参加。但那之前，几乎全球的妇女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世妇会是一个高级别的大会，世界首脑参加、专门研究妇女权益问题。和它并行的一定要有NGO论坛，这是民主国家的潮流。咱们以前没有举办过，所以就把NGO当成洪水猛兽。

当时坐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你们翻身都翻到我们脖子上来了，还开世界妇女大会？”另外还都传说有同性恋者参会、有裸体游行……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个事。还有的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联合起来，现在是全世界妇女联合起来了”。反正大家都等着看热闹。

▲ 1995年9月，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作为美国代表团名誉团长，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为了筹备这个会议(世界NGO妇女论坛)，福特基金会承担了一个“帮助中国NGO学会开这个会”的任务，中国的妇联组织上也派了一些人到国外参会，学习怎么组织一个国际NGO论坛。

1994年春节期间，我被推荐去参加在曼谷召开的国际性的“妇女发展与传媒”NGO论坛。那个会议有70多个国家、400多人参会，中国有10个媒体代表。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NGO的会。当时真的是一无所知。那时候，出国是严格控制的，加拿大的大使馆和福特基金会出资资助我们参会，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小培训。当时妇联领导还给我们教育一番，“外交无小事，你出去只能代表你自己，你发表的任何的言论和我们组织无关，要自己负责”。

那时候出国都有制装费。但因为我们是民间组织的人，没有这笔费用。可我们也想——不能给中国妇女丢脸，走出国门也得显一显我们中国妇女的风采啊。于是就自己花钱买了几件“从来不穿”的衣服。

到曼谷以后，才发现跟我们想象的国际会议一点都不一样。参会代表来自世界各国，穿什么的都有，大背心大裤头的，还有穿拖鞋的，非常随便，我们带的衣服反而一件也穿不出来了。吃饭呢，四菜一汤，天天一个样。开会呢，没人通知你参加哪个论坛，这边也可以串，那边也可以串，非常自由。会议间隙，代表们就摆摊卖东西，说是筹集来回路费。

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就叫NGO论坛。

当时，会上还有个展览，各国的同行把刊物都摆在那里。我们的《农家女百事通》，在国内显得土的掉渣，就是个丑小鸭。

▲ 早期的《农家女》杂志封面。

但是我们的刊物在那里一摆，跟各国NGO的刊物很吻合，封面都是劳动妇女。和我们一起摆出来的还有一些非常时尚的女性杂志，有的封面还是外国美女。她们还被人质问：“你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作封面？你们的杂志是给穷人办的还是富人办的？”

我们还和其他参会者说，“中国没有穷人富人之分”。后来我们反思什么叫“与世界妇女运动接轨”，其实不是比基尼啊三点式啊，越暴露越好，“农家女”反而成了世界妇女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在国外看到那么大的反差，回来之后我们便主动向全国妇联领导汇报。我说妇女传媒要和世界接轨，开会的时候，女性杂志封面千万不能用暴露的美女和洋人。后来，我们不少媒体为世妇会专门出了专刊。还有就是吃饭问题，千万不能铺张浪费，简简单单就好，否则人家会质问你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这一条建议在怀柔开会时也被采纳了。

相比几天的世妇会，筹备大会之前的那一年带给我的收获更大。

95世妇会的NGO论坛我参加了两场，一个是妇女发展与传媒，一个是农村妇女扶贫与发展，我分别在论坛上做了发言。

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语言成了交流中最大的障碍，因为没有那么多翻译，一些分论坛就成了自说自话，基本就是中国人换了一个地方开会，没有更多的外国人参加。各级妇联选拔上来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领导干部，开会还是念文件，表达的还是政府的声音。

▌世妇会带来的“五个意识”、“三个转变”

世妇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被邀请到全国各地讲世妇会精神。我认为世妇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把世妇会的收获总结了五个意识三个转变。

第一个是社会性别意识。我们一直是讲男女平等的，“男女平等”更多指的是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更多指的是因为社会传统、社会文化而形成的固化的角色定位。比如说，“这个女人像男人一样能干”，意思是说能干的都是男人，不能干的就是女人？所以社会性别平等比男女平等涵盖的意思更多、更广泛。同性恋中也有不平等，那就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社会性别不平等。

现在社会对同性恋人群越来越宽容，已不把同性恋当成妖魔鬼怪，但宽容並不等于接受。这里面还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对人权的理解、保护和尊重，是理解社会性别平等的一把钥匙。世妇会给了我这把钥匙，也给了我观察社会问题的一把尺子，这就是社会性别敏感度。

社会性别意识不单单是女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现在的社会文明程度、幸福指数，包括婚姻悲剧，好多都跟社会性别意识有关。北欧一些国家的妇女参政比例已经达到了45%以上，到那里，随处能看到男人抱孩子，非常正常。所以这些国家公民的幸福指数比我们高。社会性别意识真的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 2015年10月30日，台湾地区第13届同志大游行。 © Sam Yeh / AFP

第二个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是没有的。公民就是要负责任，对自己、家人、社会都要负责任。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受到很多传统文化的束缚，妇女们要走出家门去参加文化活动，都要经过家里的谈判，和自己的斗争。

如果你是个独立的公民，那就有自己的选择，可以自己开发个人的潜力。但是传统里，中国女性只有“三从四德”，被要求做一个好媳妇、好婆婆、好女儿。到一个村里，问村里的好女人是谁，村民举出来例子的都是孝敬公婆的好媳妇。问题就在于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角色定位，要是村里面出了个女村官，村民们也不认为她是个好女人，顶多说她是个女强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强调独立性和批判精神。

第三个是参与意识。以往我们开会，女人都是靠边的、不会抢着发言的。哪怕只有一个男人在会场，女人也会鸦雀无声。女人总觉得公众的事不是自己的事，是领导的事、是男人的事。女人没有主动的参与意识。我们“农家女”做项目，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从文化工作入手，鼓励妇女们多多参与。

从组织妇女参加文化活动，到让妇女主动参与改变村里的公共环境卫生，妇女们的参与精神受到普遍尊重，而且创造了美好环境，加深了姐妹情谊，这些参与让女人们很受益。在我们的项目县，培训之后，妇女们真的会抢话筒发言，领导们都很吃惊。

▲ 2017年初春，大岭沟的妇女们清理河道里的垃圾。 © SRI

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几百人参加的大会，主持人例行公事地问大家还有意见没有意见，我觉得谈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太少了，就想要不要站起来发言。经过思想斗争，我还就站起来了。

这也是世妇会对我的激励——你不发声永远没人知道，我不是为自己，我代表的是那么多的农村的姐妹。那次我站起来说了三条，得到了掌声，我觉得我战胜了自己。其实“参与意识”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人。

第四个是分享意识。“分享”在妇女中特别重要。机会不是能给所有人的，但分享是可以照顾到所有人。所以不管是谁出去参会或出国访问，我们一定有一次分享会，这样可以相互学习，互相提高。现在互联网普及，有了QQ群、微信群等等，分享就更容易了。科技发展给我们的分享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个是创新意识。公益组织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哪怕是同一件事，也要创新地去推动。不是说只有科学家、企业家可以创新，其实我们做社会工作的，创新更加重要。要不停的想我们面对的需求和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更有效。

比如干预妇女自杀的问题。自杀未遂的人实际上很难走出阴影。我们把自杀未遂的姐妹聚集在我们农家女学校，精心设计了一个培训课程，让心理学专家个别辅导，姐妹之间打开心结，相互倾诉，效果非常好。

有个姐妹她刚到培训班的时候，总是躲在后面，头也不抬。他们夫妻关系不好，导致自杀未随，每天用打牌消磨时光，家务不做、孩子不管。参加培训之后，她接管了舅舅的废品收购站。一年后我去看她，她简直变了一个人，笑容可灿烂了。她的亲戚们怀疑她是不是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还想了解我们这个组织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通过你不断的创新，吸引这些妇女，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做工作。

所以社会性别意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分享意识、创新意识都是世妇会留下来的很核心的价值观，帮助我们的工作和实践，让我们受益匪浅。

这些又让我们在工作中有了很大的转变。我把它总结为“三个转变”，一是由自上而下的号召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二是由轰轰烈烈的运动式，转变为扎扎实实的项目式；三是由锦上添花的表彰式转变为雪中送炭的帮助式。

本文由黎宇琳、徐会坛基于杨团、谢丽华在“知不知”公益沙龙上的口述整理与编辑，经杨团、谢丽华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