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向右”到底该怎么走?

财新网 记者 汪苏 黄姝伦 实习记者 张从志 2017-08-29 17:17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温州人,自认商业思维是他与生俱来的基因。1988年,徐永光辞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弃官”投身公益领域,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2007年,他往“民间”再退一步,投身参与了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创建。

近年来,这名中国公益元老经常针砭公益圈效率低等弊病,力主“公益市场化”,倡导NGO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公益圈激起层层波澜。最近,在“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评奖中,他又因力挺摩拜是社会企业,引来公益圈一片哗然,甚至不少公益圈人士群起反对。但他不改观点:摩拜单车首次将私人资本引进公共交通服务领域,解决了“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的“社会痛点”,并减少了交通拥堵,有助于减少雾霾,也有益骑行者身体健康。

他认为,社会企业有三个底线,即社会目标、环境目标和财务可持续目标,如果从这三个底线来看,摩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企业。

徐永光反对给初生的社会企业带上“紧箍咒”,坚定地反对“不分红”理论,直言这样社企就完了。他更厌恶公益圈的一些言论——比如,他力挺浙江一家获得政府大量资源的私营养老企业,但一些人质疑这家企业的“初心”。他谓之公益圈的“诛心论”,认为这将毁了公益行业。

种种言论,引发公益圈大量讨论。日前,徐永光新作《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面世。书中更完整地阐释了他的观点。他以“光谱图”为坐标,认为公益与商业存在融合和转化关系:左边偏重于社会效益,右边偏重于经济效益;处于最左端的,是捐出钱财做慈善的公益;处于最右端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

“在这个光谱图的中间地带,公益与商业的边界渐趋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徐永光认为,当两者交集于“社会企业”时,能够产生一边赚钱一边为社会谋福利的新模式。

徐永光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公益与商业合流于社会企业,公益、商业与政府跨界合作,将可带动上亿万级别的社会投资,这才是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

社会企业真的如此完美?摩拜如果算社企,是否导致社企泛化?公益与商业真的不冲突吗?等等。对徐永光观点的质疑,一直存在。

徐永光新书发布之际,财新记者就当下社企的种种争议,专访了徐永光。

多数服务类公益模式可以转为社企

财新记者:很多人对公益机构是否能转为社会企业有疑问,你怎么看?

徐永光:我认为凡属服务类的公益模式多数是可以的。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从云南回来,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国际志愿者迈克,在云南农村办了212个学前班,模式就是用公益机构来管理,由项目机构配备必要的教学器具,帮助村里找到本地老师,并负责培训老师。老师的工资一个月1800元,则由送孩子来的村民分担,家长一般一个月分摊100块。

如果是免费,家长觉得来不来无所谓,教得好不好没关系。而付费是一个市场营销的过程,也是家长受教育的过程,家长乐意付费,就会很关心教育质量,对老师就有一种压力,必须好好教。事实证明这个班办起来以后,再去筹款就容易多了,比如“99公益日”一募捐,每个班增加了很多教学器具。

我觉得哪怕未来公益部分撤掉了,但是机制建立了,这个项目在家长参与下就不会黄。

财新记者:这个模式可以看做是社企模式吗?

徐永光:我倒不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社会企业,我的意思是它从一个烧钱的公益转向收费模式,从免费模式到收费模式,质量效率都可以得到提升,当然这个收费没有达到完全市场化。但是,类似模式是有可能变成社会企业的。

财新记者:你认为所有的公益,都应该往社企转吗?NGO和社企,各自应如何定位?

徐永光:肯定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应该往社企转。比如救灾救济型的,还有一些倡导型的维权型的。

当然,我天天讲反对免费,但是南都基金会都是天天在免费,但是我这个免费是给公益行业提供公共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构建,也是一种公益创投行为,而且投资的杠杆作用非常明显。现在也在常识做一些免息贷款型的,帮助一些机构扩大规模。

财新记者:你曾经举的很多例子,如城市养老、母婴、有机农业等,是商业性比较明显的,服务弱势群体的项目,也可以市场化吗?

徐永光:我不认为弱势群体一定不能为自己的利益付费。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贫穷的国家,出现了不少服务对象为穷人、做穷人市场、赚穷人钱的社会企业,有的规模大得惊人。

比如印度,有卖穷人眼镜的,为穷人做心脏病、眼科手术的社会企业;在孟加拉,有尤努斯小贷银行和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在西非肯尼亚,有给数百万孩子提供低成本高质量教育的桥梁国际学校。很大程度上,这些社会企业补充了政府的公共服务的不足,促进穷人就业,给穷人提供低价的准公共产品、服务,且市场是可持续的。恰恰是政府没有做到公共服务,公益用免费的模式来做也做不大,不可能让广大穷人都能得到,所以才用商业的手段。如果把这种免费的做成低收费的,就有可能让更多的穷人都享有这种带有福利的服务。

财新记者:收费模式可以增加覆盖面,但会不会把最穷的那部分人排除在外?

徐永光:是不是一收费就把很多排除了,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来讲。比如,孙雪梅(编者注:公益组织“女童保护”负责人)做的女童保护,这次在广州和她吃饭,一顿饭我就和她讨论出了一个商业模式。防性侵教育不光是女童也包括男童,这是家家有需求,现在主要在农村做,城里很多家长还不了解这个需求。

防性侵教育这种需求很多家庭没有认识到,如果你能把它激发出来,可以做家长培训,做儿童绘本、图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说这应该是一个百亿的市场,孙雪梅说远远不止。既然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还老是去烧钱?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可以做收费模式支持免费模式,比如,你在城市做收费模式,支持农村免费或者低收费模式。

财新记者:你觉得为什么你说的这些理念和逻辑,公益圈不少人排斥?

徐永光:我们做公益的就是“情怀很伟大,过程很享受,结果不重要”。对于有效地解决了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某些做公益的人还会质疑“他们动机是什么”。人家已经把事情做好了,还要来“诛心之论”,在公益行业非常可怕。这样下去,会毁了公益行业。

财新记者:一些人担心商业资本进入公益领域,难以兼顾社会和商业目标。

徐永光:担心商业进来破坏初心,把事情做坏,是对商业基本逻辑的误读。商业只有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得到认可和发展。所以社会企业一定不要忌讳赚钱,你越赚钱说明你做得越好,给社会提供的福祉越大。而公益恰恰是你说了算,服务对象并无选择权,里面有很多无效的投入。

公益向社企转,不要对它进行道德绑架。社会创新者和科技创新者一样,要确立以创新者为核心的地位。我给一些小伙伴提的建议就是:转社企的时候,你们不要考虑原来公益是怎么回事,就注册一个有核心业务的私人股权公司。这是本身有公益元素基础的转型,所以利润和股权有多少切给公益你们自己决定。这样有利于建立一个市场的机制,有利于员工激励,也有利于吸引投资。

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和挑战

财新记者:你认为摩拜等一些企业都是社会企业。那么,应该如何定义社会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定义过泛,可以说,商业都是在解决社会问题。

徐永光:实际上,很多商业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商业能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我认为解决社会痛点的企业是社会企业。我看到厚亮(编者注:宋厚亮,原《中国慈善家》杂志执行主编)发的两句话“社会痛点人人有份,社会企业人人需要”,这个还是很精确的。比如食品安全是大家共同的困扰点,还有养老,当然不能说所有做养老的都是社会企业,高收费的贵族式养老不能说是社企。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刚需,做托底服务的,本来是政府的责任,民间做的,当然是社企。

财新记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产品、服务实现市场化的基础不同,社会企业、社会投资的发展模式是否也不一样?

徐永光:可能会是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公益直接转型为社企,萎缩公益部分,把商业模式做大,吸引投资;第二种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商业和公益(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司)两个机构同步运行,商业重效率,公益可以兼顾政府购买,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第三种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公益项目所提供的服务满意,包括政府、基金会、服务对象等,以服务弱势群体为主导,专业化程度高,因此资源是顺畅的。通常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保持非营利模式,也可以走规模化道路。

我比较反对的是,现在有些公益性的项目,做得很顺畅以后,就会出现“小富即安”,进一步叫做“养尊处优”,再往上走就是“花拳绣腿”、“浪费资源”。对于这种机构,我觉得需要规模化来“压”它。好的项目如果不规模化,这是对公益资源、好品牌的浪费。我总结的“社会创新五部曲”,即是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目标是扩大有效供给,解决社会问题。

财新记者:您觉得目前公益项目走向规模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徐永光:最大的障碍,一是缺乏利益激励,因为公益是利他行为,个人不能从中谋取物质利益;公益项目即使有需求与复制的空间,想做大“搞不好我自己就踩到陷阱里去了”的顾虑;二是公益个人的色彩比较浓,人不好复制,机构也难以复制;再者,复制需要各种资源支持,财力投入、人力投入、专业资源支持、公信力等等。

财新记者:现在市场上对于社会企业投资方面,资本的热度,据你观察呈现何种状态?有人认为,对于社企,投资者并不感兴趣。很多老大难的领域,从资本回报来说,并没有吸引力。

徐永光:我觉得资本越来越关注这些领域,他们也开始进入社企领域或者影响力投资、社会责任投资。

公益转型社企能做成的很少,因为做公益是“做不大、活不好、死不了”,做商业的“要么活、要么死”。以前我常说,做企业难,做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更不容易,但我现在改变看法了,从美国和日本市场以及中国一些社会企业的表现来看,社企的创业成功率高于一般的市场企业,这里面是有内在逻辑的,一般的企业投资是在竞争白热化的环境下,要想脱颖而出,谈何容易。而社企往往是在一些人知难而退的地方,市场的成熟度很低,社企在这些地方做,竞争性也比较低,你又是带着使命感在做事情,优势就出来了。

财新记者:你一直在鼓励商业资本进入社会投资领域,有什么机制可以保障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不偏移呢?

徐永光:现在在中国建社会企业的标准为时过早,俨然不成熟,中国还没有到“谁是社会企业”,“哪些是合格的社会企业”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反对做标准,但需要不同的标准相互竞争。社企论坛的“中国社会企业奖”作为一个奖项,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是一种软约束。另外,也需要通过社会其他方面的引领,在中国建立类似“社会责任投资”指数,鼓励和倡导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做投资,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企业,下一步也许社企论坛可以研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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