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要讲效益,不要只谈情怀

财新视频 财新时间 2017-09-11 10:19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表示,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益事业的质量和效益;类似摩拜这样能够解决社会痛点的企业就算社会企业;创新型的公益项目要考虑如何突破模式难以扩张的瓶颈;在个人求助问题上,应该建立求助人信息甄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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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仇一

主持人:袁小珊

嘉宾: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徐永光


回顾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人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那就是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的徐永光


30年前,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他“弃官”投身公益领域,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让这一成为中国慈善代名词的社会公益品牌惠及数百万贫困儿童;10年前,他又投身参与了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创建,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民间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作为中国公益元老的徐永光经常针砭公益圈效率低等弊病,力主“公益市场化”,倡导NGO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推动社会投资,进而构建“一边赚钱一边为社会谋福利” 的公益新模式,“重磅言论”在公益圈激起层层波澜。


不久前,他的新作《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面世,更完整地阐释了他关于公益市场化的观点。在书中,徐永光感慨道,自己已经由“情怀满满的公益操盘手”向“面目冷峻的公益投资人”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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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珊:

我知道您讲的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其实在社会上还是很多争议的。您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企业是社会企业,那反过来其他企业怎么就不是社会企业了?因为商业的本质讲到最后,都是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徐永光:

是的,正常的商业一定是满足社会需求,但是,是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层次还是不一样的。社会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解决社会的问题。这里包括环境问题、教育、养老、医疗、社区服务等很多领域,很多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个社会需求了,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要说养老,大家都可以理解,乃至于家政服务我认为都是社会问题。一个退休的部级干部找不到一个好的保姆,你想想,部级干部想找一个好的保姆都找不到,咱们平民百姓想找好的保姆,你到哪儿去找?这就是社会问题,如果谁能把家政服务做的非常好,它就是社会企业,它就解决了社会的问题。你们家庭的困难,甚至是成为家庭的痛点。我觉得社会企业可能不会有分歧的,瞄准社会痛点,这样的企业它一定是社会企业,它解决了我们的痛点。

 

袁小珊:

科技的这些改变也好,进步也好,给传统的公益组织或者这个行业带来最大的冲击跟改变是什么?


徐永光:

我觉得是完全颠覆掉了,就是说实际上说商业的向左转,商业在吃掉公益。公益如果还是抱残守缺,说我是有情怀的,我是要守住我的初心,但是你没有效率,效率很低。那么商业呢,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很多就是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而且它能够大面积地覆盖,给很多人提供了免费的服务。那恰恰公益在这些商业向左侵入这样的一种态势面前,公益只有一个办法,一定要变革,你自己一定要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把效率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导向,把结果,就是说你这个钱用的结果好不好,效益高不高,把这个作为评价对错成败的一个标准。不要说我是很高尚,我怀着情怀,带着初心,我想问题是你搞的有没有效益。


徐永光:

2015年盖洛普(公司)有一个对140个国家的调查,其中问了三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上一个月之内,你有没有给慈善组织捐过款;第二,一个月之内你有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第三,你有没有帮助过陌生人。三个问题,140个国家,中国垫底,中国排名第140位。惨不惨?


袁小珊:

什么原因?


徐永光:

就是公众冷漠。公众冷漠到什么程度,我看一个人倒在地上生病了,我都不敢救。这个是什么问题?真的全社会要反思。中国本来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现在怎么变成全世界最冷漠的一群人了?


袁小珊:

这件事情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这个过程要想去重新转化,或者重新改变这样的风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公益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徐永光:

我觉得对公益组织来讲,应该也都想一想,公众公益的参与热情这么低,参与度那么低,公益组织应该要很好地反思。第一,组织太少太小,影响力太小。在十年以前,甚至不到十年以前,公益还是官办的,民间要办一个慈善机构,不行,不许办,个人做慈善是违法的。慈善本来是个人的事,但是慈善只能官办,这个就是我们的制度是非常的落后。现在有了《慈善法》,应该在《慈善法》的规范下面能够让民间的、完全是属于私人领域这样一个慈善能够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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