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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
徐永光: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主流化发展
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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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发布会暨2019社企奖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聚焦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并正式发布《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简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荣誉理事、南都公益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的做主旨发言,以下为发言内容:


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将成为中国市场主流,我的这个判断最先在2017年香港第十届社企民间高峰会上提出。中国公益金融和影响力投资领军者马蔚华先生听说后,表示赞成我的上述判断。


今天,《2019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报告》发布,结合这个报告,我从这个领域的中外异同,对这个判断做进一步论证。


首先,我对这个行业扫描调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报告调研团队多元化,投入力量很大;研究成果本土化,没有照抄国外的东西,这很难得,也很重要。同时,研究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尤其是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投资端,这次有了。而且投资端包括基金会、政府和商业机构,也就是说,三大部门都在进行影响力投资。这也提示了社会企业是超越公益超越商业超越政府,同时有融合三方功能的社会第四部门。当然报告也缺少一些东西,譬如中国社会企业界的共益企业认证热,没有专门跟进。今天要请沈东曙来给大家补补课。


从中国土壤、中国环境、中国传统和中国优势四个方面来谈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中国特色和中国使命。


首先是中国土壤。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土壤和国外不一样,许多人不了解,也不重视。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转型,对于社会企业的某些定规有天然警惕性。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知道公有制企业是怎么回事,欧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故会存在对公有制的迷信。把不分配利润作为社会企业的一条认证标准,这样的社会企业可以类比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小企业,这类企业在中国早就一家不剩了,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是不可能存活的。不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就是非营利机构,为何叫他社会企业呢?


社会企业的商业定性和市场化定位,是中国社会企业的天然选择。


我对社企投资模式和分配制度的看法在全球是最领先的,是因为我在中国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噩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企业家和投资人,也拒绝接受那种来自域外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企业乌托邦。


第二是中国环境。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政策支持,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提供了利好环境。


在世界各国,无论穷国富国,社会企业服务人群多指向弱势群体。有的是在服务穷人的同时,挖掘“金字塔底部的财富”;有的是“反转弱势”,支持弱势者自立自强。总之,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市场。


在中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痛点。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是“地大”的问题;健康养老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命大”的问题。我们在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诸多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去产能,就是要补短板,惠民生。这是一个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蓝海,有几十万亿的市场规模。单是养老产业,据国家老龄委预测,到2030年,市场规模大22万亿,将占到GDP的8%。


中国在互联网运用方面走在全球前列,许多互联网企业都具有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的品性,里面就有大量社会企业。今天来的水滴筹就是其中的出色代表。


从政府政策导向看,我们不应机械看中央文件有没有提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而是要看实际导向和行为。我早在说、这次报告也强调的,20年前国务院出台的民非制度,就是吸引市场投资来发展民办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事业的。这些投资的99%来自私人资本,实行的是公司(私人)办民非的模式。这就是社会企业的雏形。


关于影响力投资,她与社会投资、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是互为转换的。2013年在英国担任G8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专门成立了一个影响力投资小组,在8个成员国层面推进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接着英国成立了一个全球影响力投资机构,GSG。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大会议程,并形成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定义、目的和范围,以及面临的挑战,支持全球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联合国为了落实193个成员国通过2030-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正努力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2018阿根廷G20峰会,绿色/可持续金融议题再次被列入峰会议程,中国方面也是积极推动者。


同时,中国的国有金融部门的绿色金融已经在全球领先;一些地方政府率先行动,出台具体政策,推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北京,深圳,成都,顺德是典范,他们属于自觉意识的政府,属于无意识但实际支持社会企业的地方政府则更多。


还有,马蔚华先生经常说,影响力投资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我们再从国家创业政策看,凡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扶贫、农业、残疾人就业等成业,都能享受税收优惠,社会企业与这些产业有高度重合性。与党的19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有效解决十分契合。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需求和大政策环境,都是最有利于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发展的。联合国影响力投资亚太区办公室负责人李楠说:中国的影响力投资需要引领世界而不是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


第三是中国传统。中国的商道文化,强调义利并重,崇尚儒商,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比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指的“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看起来要好一些。西方的投资铁律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领域,出现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坑蒙拐骗,乃至于谋财害命的反商道行为,原因很对,但有一条,可以说是对文革前中国反市场的、反人性的让人受穷的政策的报复,这叫“穷凶极恶”。


现在,中国商界、投资界正在谋求商业文明的回归。中国现在到处在办阳明学院,要找回王阳明的心学。当代“商圣”稻盛和夫对来访的中国商人说:你们干嘛舍近求远,我就是按照中国的阳明学做的。CSR、ESG、SDG、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现在成了热词,不管你做不做,先要了解,要会说,有点政治正确的味道了。这是社会压力、政府监管和企业自身发展压力的综合作用。


前几天《澎湃新闻》报道说:“近些年来,影响力投资这一游走于公益与商业之间的模式,受到国内公益圈和一些企业家的热捧,大小活动上都有积极倡导者的身影”。建议大家读读这篇报道。


从美国发轫、开始风靡全球的共益企业运动,是非常好的商业价值反思和重建运动,他的核心就是:打破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铁律,倡导相关者利益中,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利益前置,股东利益后置。


第四是中国优势。所有上述中国特点的综合,构成了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发展的中国优势。去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公益创投AVPN峰会上,AVPN的CEO,NAINA对我说,他们的大会开道今天,来的主要还是基金会的代表,主流投资人来得很少,进入市场主流难。我说中国正相反,基金会是先头部队,但很快市场主力就来了。


今年论坛轮值主席是红杉资本沈南鹏,沈南鹏在2018、2019连续获得福布斯全球优秀投资人第一名。中国优势还在于市场需求大、体量大,一个社企项目做好了,在全国一覆盖,就是独角兽。


今天,唐荣汉的禹闳资本和沈杰的庆渔堂会会给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今天发布的报告也表明,“对社会企业的投资回报相当或高于预期,没有低于预期的”。


最近,我们接触了洛克菲勒影响力投资基金,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影响力投资基金回归中国,希望福特10亿美元影响力基金到中国来投资,还有大学基金会来,TPG有20亿美元基金,中国代表孙强和马蔚华正在规划在落地。我们也接触了欧洲养老金,他们要求回报率不高。


中国需要搭建好投资的平台,吸引海外影响力投资基金的空间很大。我们有信心说: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正呈现主流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应该并且有能力引领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