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杨云标的乡村试验

来 源: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魏一平 摄影:黄宇     时 间:2013-09-06     打印     字号大小:  

    

 

           合作社给村里困难家庭送资助款

 

        1998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杨云标回到了家乡,带领乡亲们上访。此后的13年间,从早年的维权协会到后来的老年文艺队,再到创办合作社,杨云标和他的乡亲们经历了三重身份。表面看,杨云标领导的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既无心争取政治舞台,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他的心思在人的建设上。如何让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活力,杨云标的试验是一面镜子。

 

 

坚持了13年乡村自治试验的杨云标

 

制度困境

 

         2001年4月,农民杨云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机遇。南唐村换届选举,把上一届村干部们告倒的他当选文书,另一个维权骨干唐殿林当选村主任。

         杨云标向本刊记者回忆,虽然当初维权时大家口头承诺将来不做村干部,但后来却发现无论维权如何激烈,撤换的永远是村干部这一级,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既然每次换人都一样,还不如自己干”。
 
         在这之前,杨云标的头衔是农民维权协会的召集人。从1995年前后,就开始有村民向上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从镇里到区里再到市里,材料写了一大堆,

        却都石沉大海。“交了公粮交提留,建校费、河工费、修路费……村里隔三差五就要收钱,交不上钱就拉东西抓人,甚至邮递员送个汇款单,不给点好处费都拿不到。”

        村民们说起当时的处境都历历在目。1998年,在西安读完3年大专的杨云标回家,他本来是回来准备律师资格考试的,投诉无门的乡亲们知道他学过法律,便悄悄找上

        门来向他讨教。“那时候都不敢白天去,怕村里报复。”最早参与维权的村民们都记得,每到夜晚,杨家的小院便聚集了前来反映问题的人,甚至有河南的农民大老远赶来让他支招。

        杨云标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的招数。他把举报材料一路从省里写到中央,还两次跑到北京上访,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2000年10月,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省委督察室派人来调查,清账时村干部们送礼买衣服的钱都记在老百姓头上,被集体撤职。为了继续反映其他村子的问题,杨云标召集大伙成立农民维权协会,虽然它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承认,但却是杨云标乡村组织建设的起点。
 
         成立了协会,告倒了腐败村官,自己又当上了村干部,按理说,杨云标可以大展手脚了。但现实并不如想象,登上了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云标很快发现,村干部在现有村民自治体系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工作安排、绩效考评、工资待遇全部由乡镇负责,村干部名义上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言者,实际上只是一个乡政府的执行者。”在3年任期内,村干部代表村民抵制乡镇的不合理摊派,让杨云标记忆深刻的例子举不胜举。“一次,乡里要求收取河工费,每人20元,但村干部们很现实,一算工程量,每人5块钱就够了,这钱不能收,争论到最后乡里只好同意把总额度分摊到每个村,果然只收了5块钱。”但是,像这样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数,大多数时候,村干部夹在乡政府和村民中间,两头不讨好。

        以杨云标后来的观察,“能人治村”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这样的村干部对上有政府人脉,对下有威望和威权”。以“捣蛋队长”闻名的杨云标,因为长期维权已经与当地政府关系恶化,显然不可能得到多少政治资源的支持,索性又把精力放回到了维权上。这个文书也成为杨云标迄今获得的唯一一个政治头衔。

        当年一起维权的唐殿林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直到现在,他还是村干部,2007年南唐与孙庄、赵王两村合并后,唐殿林成为入选新村委会的唯一一名南唐人。性格温和的唐殿林现在被村民们戏称“南唐110”,不管谁家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马上赶到。因为前段时间生病住院,积攒下来一些工作,是些什么工作呢?在他两个鼓鼓的公文包里,装的都是乡亲们看病、办户口、建房子等等开的证明,他的工作就是为大家跑腿办手续。

        唐殿林的家就位于村委会旁边,低矮的平房里阴暗潮湿,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跟我们回忆起这10年的村官路,他最大的感慨却是“村庄自治功能退化,想干事太难了”。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村里就没有了集体收入来源,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上级规定每年每人的集资额度不超过15元。南唐村1700人口,一年下来也不过1万多元。村东的一条路,从2002年申报,直到去年还没有修成,他只好靠着私人关系拉了些碎砖来垫垫。“上级拨款少得可怜,每年春节前镇财政给村里的办公经费只有三四千元,连支付电费和计生用品都不够。”

        虽然距离阜阳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但南唐村的老百姓说起自己的村子,“偏僻”仍是每个人的印象。经过村头的一条县道是几年前才修的,因为经费不足,只有一侧是柏油路,另一侧仍旧坑坑洼洼。这里没有工厂企业,甚至连村里出去做生意的都不多,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成为仅有的收入来源。眼瞅着儿子大了要结婚,新房还没盖,唐殿林说他不打算参加换届选举了,想来想去,除了开开证明这样的琐事,村干部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搞计划生育”。

        与基本瘫痪的村民自治组织并行的合作社,反而成了更为活跃的平台。已经壮大到560多户,覆盖周围3个区县18个行政村,下设经营组、有机农业组、财务组、资金互助组等,分成11个社员互助社区。除了农忙时节,合作社的骨干们几乎每天都会聚到位于村口的办公室,这栋简陋的三层楼房还是大家自己建的。杨云标带领大家制定了合作社的章程,选出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密密麻麻一大本回忆记录上可以看到,哪怕是再琐碎的议题,也曾有过充分的讨论甚至争论。一楼会议室里摆放着各式锣鼓,合作社的老年文艺队已经小有名气,墙上张贴着各种评选结果,理事们对过去一年的自评都被写成了大字报。在工作分配表上,除了“分工负责”和“光荣榜”两栏之外,还专门贴出了一个“加油站”,专门督促那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

        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但很多时候,杨云标仍是当地官员眼里的“异类”。因为合作社曾经与有境外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有过接触,当地公安部门打招呼让官员们注意回避,迄今为止合作社参与的唯一一个政府项目就是2008年的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还是在北京的农业研究专家帮助下才得以争取到的。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国家对农业合作社的定性为互助性经济组织,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兴农合作社注册下来的专业类别为农资类,通俗讲,也就是带领大家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以求降低成本。

 

南唐村90%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

 

资本力量

 

        出身于维权的兴农合作社,在有意规避政治力量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资本的力量。虽然合作社从最初的每股股金100元提高到200元,但为了避免被资本所左右,合作社规定每个社员最多不超过5股,采取“一人一票制”而非“一股一票”。杨云标对于任何可能左右合作社的外来力量都保持着一份谨慎,他强调最多的是“要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尊严和幸福”。

        集体采购农资,直到现在还是兴农合作社最主要的经营内容和收入来源,只是规模有限,即便去年有了质的飞跃,所获利润也不过才4万元。2005年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每股分得14.5元,2006年每股15.2元,今年大家估计能够分到每股30元,“很不错了”。算上采购农资所节省下来的100多元,一年下来,能够为每个社员创造的直接获益达到150元,在大伙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这笔看似微不足道的钱,只有放到当地的村庄环境下来看,才能理解其价值。阜阳市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站长高玉臻向本刊记者介绍,有“百亿粮仓”之称的阜阳是全国产粮大区,占0.5%的人口产出全国1%的粮食,也是最早一批外出务工的地区,现在全市870万人口,外出务工者达到220万。在南唐村,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守村庄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孩子。今年38岁的杨云标一直保持着合作社最年轻成员的纪录,直到去年一个年轻女孩的加入,这个纪录才打破,而57岁的副理事长盛玉彬就算合作社里的年轻人了。他向我们分析道,留守老人除了种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即便一两百元对他们来说都算大钱。

        盛玉彬在淮北煤矿当了一辈子工人,前几年退休后才回到村里。在合作社里,他算是见过世面的一员,从去年开始承担了经营、资金互助等最主要的经济工作,现在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他的经济压力很小,即便如此,还是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猪。“合作社大部分都是老人,一穷二白,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带领大家致富几乎不可能。”

        其实,在合作社的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2008年,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小母牛组织”曾经有意资助合作社的养殖项目,当时村民们热情高涨,报名申请的达到了200多户,合作社广泛动员,新发展了100多个社员。但就在签约前,四川汶川大地震与金融危机接踵而来,合作告吹。质疑声四起,甚至有人说“杨云标打着合作社的名义骗钱”。经过这次风波,也让杨云标认识到“资本是把双刃剑,如果组织和团队建设做不好,任何诱惑都有很高的风险”。

        致富的追求虽然渺茫,但对于现实主义至上的农民来说,当然不会放弃。杨云标评价过去一年的重要成绩是“合作社吸引了几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从2010年初开始筹办的小酒厂,终于在夏天酿出了第一坛高粱酒。虽然只是村里的一个小作坊式工厂,但这一办厂历程再次证明了,对农民来说追逐资本何其艰难。刚开始盘算着5000元的启动资金就够,到现在已经逐步追加到十几万元的成本,大大超乎了老人们的经验。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把他们挡在了外面,酿出来的酒只卖出了1/4,市场销路迟迟没法打开,来买酒的还只是附近的乡亲。

        杨云标经常到外地去开会,有时候连着跑几个地方。我们的见面最后约在合肥。他刚从湖北返回安徽,接着又要去北京,好在大多是组织方负责差旅费。他有些无奈地向我们发出感慨:合作社既不大可能获得政府资源,又很难得到社会投资,只好四处联络一些研究性机构的支持。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发展资金互助。“仅仅一个三合镇,春节期间回乡农民工带来的银行存款就能达到1个亿,但一年下来放给当地老百姓的贷款不足1000万元,大部分钱都流向城市建设了,调动起这些资金为老百姓所用,农村才会有自己的发展。”他向我们分析说,但现在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入社。在南唐村,我们也遇到几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只是,言谈之间,他们对合作社还多有不屑。

 

合作社的老人组织秧歌队为老弱村民演出

 

乡土成本

 

        杨云标在村民眼中的“另类”,也包括对这个“利益至上”想法的批判。一方面,他尝试着带领大家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有钱不一定团结和谐,如何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才是关键”。

        为了“更有尊严”,不管这个团队的名字如何变化,即便是在已经恢复平静的今天,杨云标仍然坚持“维权的本色不能变”。他会举办一些类似忆苦思甜式的活动,在白板上画出一条长长的“历史的河流”,让合作社的骨干写出过去10年来的经历。结果发现,大家记忆深刻的仍然是当年虽然恐惧但却拧成一股绳的维权岁月。让杨云标感慨不已的是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秩序的冲击。现在的农村,一般老人过世,葬礼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有钱人家请来唢呐队,甚至连哭都可以花钱雇人代替。合作社的老社员去世,杨云标就带人去给逝者开追悼会,念完悼词的那一刻,儿女们泪流满面,“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老人一生的价值所在”。

        为了“更幸福”,杨云标组织起老年人文艺队,吹拉弹唱、划旱船、打快板……让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项目重新回到村头,甚至连党的农村政策也都编成了当地民谣。老年协会成立后,评选出了村里的“十佳婆婆”和“十佳媳妇”,奖品不过是一块毛巾或一个暖壶,但却能让那些不和睦的家庭心生惭愧。

      不同于严密的政治组织和逐利的经济组织,这个农民自治组织有着鲜明的乡土特色。虽然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南唐人,但当他抱着书本知识来进行乡村试验的时候,还是发现差别万千。“政治力量强大,我们可以规避;资本力量危险,我们可以谨慎;但是,乡土的力量却是无处不在,这才是乡村自治组织的最大挑战。”杨云标向我们感慨道。

        在兴农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挑战也不是没有过。因为最初维权的时候,为了尽最大可能壮大队伍力量,不可避免地吸纳了一些素质不高的村民,到了转向发展为主的阶段,矛盾陆续暴露出来。有人为了追逐私利而来,有人为了获取名誉而来。2008年,一位副理事长因为账务问题,跟合作社大吵大闹,杨云标差点一气之下解散合作社。当然,后来的查账结果表明,问题确实出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最后只好灰溜溜退出。这再次让杨云标下定决心,“咬住人心建设不放松,合作社才有未来”。

        农民的小聪明、小圈子曾经让杨云标焦头烂额。仅仅是个开会的问题,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老好人、明着一套暗地一套,乡土权谋淋漓尽致。为此,杨云标找到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袁天鹏,专门到合作社推广英美议会流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袁天鹏学电信出身,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读研期间,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议会”。第一次开会就让曾经在国内做过学生会主席的他看傻了眼,“那么多问题,主持人却很从容地安排发言、辩论、表决,最后也没个总结,事情就都定下来了,真看不明白”。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的困惑,后来才得知原来欧美国家开会有一套详细的规则可依。后来回到国内,袁天鹏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翻译了这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并致力于它的推广。但是,这样的洋药方能否在农村实施,他心里并没有底。

         2008年10月,袁天鹏带着书来到南唐村做了4天的培训,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他把582页的原著压缩到53条,再压缩到40条,最后形成了乡土气浓厚的“南唐议事13条”。比如,针对农民开会依赖领导发言的问题,规则专门设立一条:“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针对以前开会时常拍桌子瞪眼的情况,规则明确要求“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的发言。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乡村是熟人社会,以前开个会经常讨论半天也不能定夺,反对的人也抹不开情面,现在,规则要求“发言人应该首先表明赞成或反对,然后说理由”。

        现在,这个被村民们戏称为“萝卜规则”的开会要求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杨云标对抗乡土成本的一个利器。一伙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在一起开会,“动议”、“附议”、“表决”等时髦词已经成为口头禅。

        表面看来,杨云标带领的兴农合作社既没有权力舞台,也没有资本实力,它的价值何在?关注兴农合作社已久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提醒本刊记者注意,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经济指标只是其一。“依靠单纯追求GDP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云标对乡村自治组织建设的探索,意义更加深远。”

        维权时外斗,发展时内斗,杨云标接触到的其他地方的农民自治组织,生命力持久的没有几个,他一个劲感慨自己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为了守护这份幸运,他特意叮嘱记者尽量不要过多描写他的个人境遇,虽然他为此几乎付出了全部,直到现在还住在父母的老屋里,没有成家,且因为过度操劳,头发已经掉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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