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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艳妮:行业焦虑之下,我确信专业公益的道路
彭艳妮 2026-04-17

当“专业”成为必须,是否意味着“理想”的退场?在资源紧缩与价值追问的双重压力下,公益人是否会陷入焦虑:一方面被要求更专业、更规范,另一方面又担忧失去初心与温度。如何通过专业实现职业成长?


本文是对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的一次访谈。我们试图超越非此即彼的争论,回归对“专业”本身的理解:它远不止是完美的项目书,更是一种包含了“专业自信”、在地智慧与责任伦理的复合能力。


文章不仅剖析了将专业“窄化”的认知误区与实践困境,更尝试为不同角色的行动者提供思考和建议,真正“看见”并滋养那些让理想得以可持续生长的专业性。


无论你是初入行业的新人,还是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希望本文都能为你提供一份参照,让我们在不确定的时期,更确定地前行。



“理想”与“专业”对立?


问:最近有一种情绪,似乎将“专业”与“理想”对立起来,是不是一种集体的焦虑?


彭艳妮:焦虑确实存在。空间有限,想做的事难度大,焦虑自然产生。专业化发展其实有不同因素在推动,例如,政府强调公益慈善要高质量发展,肯定要规范、专业,企业和基金会等资方也会对专业性提出要求。另外,职业公益人也渴望自己的能力越来越专业。


“专业”和“理想”的对立,在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在地深耕:县域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现状调查报告》里体现得较为明显。县域社会组织尤其是一些志愿者团队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走向专业化转型,一部分希望保持纯粹的志愿者状态。


专业化转型有成功案例,比如湖北孝感义工联转型为专业社工组织,但失败的也不少。一些志愿者会觉得:“以前我们都是自带干粮做好事,为什么现在有人要领工资?”这种观念的碰撞很激烈。最近一两年,一些转型成功的组织也因为政府、基金会资金减少而生存困难,甚至可能被迫回归志愿者状态。多方面原因交织,导致大家有时会把专业和理想对立起来。


另外,有学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公益不能搞得太专业,否则离大众太远。我其实不太认同这个观点。


问:所以,你认为关键是如何理解“专业”?


彭艳妮:是的。专业不仅仅是会写项目书、能逻辑清晰地分析问题,它体现在方方面面。什么是“专业”?我尝试着问AI,它给出了多维度的阐释:对一个职业而言,成熟的专业包括特殊价值和不可替代性、特定的知识与技能体系、专业的伦理规范、严格的培训与准入机制、权威的专业组织和高度自主性六大要素。对个人专业素养而言,则包括胜任力与持续学习、责任意识与道德操守、有效沟通协作、适应性与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可靠性与职业形象五大方面。这远比我想象的丰富。


我对专业这个词建立比较直观的认知,是我在BC(British Council,英国大使馆文教处)工作的时候。机构对每个岗位应该具备的能力有明确要求,其中有一项能力叫做“专业自信”(professional confidence)或“职业自信”。它强调,当你不知道时,要勇于说“我不知道,我需要学习”。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专业性的重要体现。


当我们说一个人专业,除了技能,更包括责任感、道德操守和可靠性。前述报告中提到,县域组织被资助方认为“不够专业”,往往是因为对话双方对“专业”的界定不同。县域组织能实现社区动员、促进居民参与、链接调动各方资源,其实都是专业能力,只不过在另一套“主流”的话语体系下,他们不被认可为“专业”。我认为,县域社会组织等基层机构要对自身的专业能力有自信,认识到自身在特定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并因其获得相应的回报。



专业之路面临的双重挑战


问:哪些因素会阻碍专业性的提升和价值的彰显?


彭艳妮:第一,对“什么是专业性”的认知不全面、狭隘化。


只重视项目书写作、财务管理等“硬技能”,而忽视了与特定服务对象有效沟通、采用适宜工作方法等同样是专业能力。我举个例子,绿芽基金会的服务对象中,有些是不会讲普通话或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面对她们,不能说“如何分析这个问题”“你的预算是什么”“写一个项目建议书”等,而是要用她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沟通,这就是专业性的体现。去年我听到绿芽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分享她们如何做到采用适宜的方式与服务对象沟通,觉得这其实就是专业性的一种体现。


对“专业”理解的偏差会导致忽视某些能力,例如,忽视一些组织(如县域社会组织)在其特定场域中早已具备的独特专业能力。


第二,通过既有学习模式提升专业能力存在困难。


一方面,惯性思维会阻碍学习提升,让人认为学习就是上课、培训,忽视了“处处留心皆学问”。我的切身体会是,在工作中倾听、观察、复盘、总结,都是极好的学习方法。记得我参加工作不久,在BC敞开的办公室里,留心听同事们如何打工作电话,学习他们打招呼、进入主题、谈事情的方法,观察与之相应的语调、语速等,受益匪浅。


另一方面,公益行业资源紧缺,缺乏企业那样成熟的职业训练体系。新人尤其是毕业生,往往要靠自己摸索,而行业培训多侧重项目、筹款等“硬技能”,对沟通协作、解决问题等“软技能”的支持不足,缺乏整体的、支持人成长的系统。大型机构内部培养体系可能健全些,但大量小机构既无资源也无意识,从业者的专业成长面临挑战。


问:在南都基金会内部,如何平衡追求理想与专业管理?


彭艳妮:追求理想需要专业能力支撑。成为南都的一员,前提是认可机构使命、追求理想。在此基础上,应不断提升专业性。


具体做法上,一是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明确使命和价值观。


二是将专业性贯穿于员工成长体系。每年初,员工制定绩效目标设定书,其中至少20%的内容关乎个人成长。我们会根据战略拆解、岗位要求和个人发展需求,共同确定一两项当年重点提升的素质能力(如系统性思考、动员联合能力等),并制定具体行动计划,机构提供资源支持(如成长基金、学习假期、一线实践机会)。半年和年终评估会考核成长情况,而评估结果与奖金挂钩。我们还设立“年度进步奖”,专门嘉奖成长显著的员工。


三是在项目评审中,我们通过资助决策会集体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相互学习。我们更强调在项目管理全过程中提升团队能力,会组织针对特定工作场景的“共学”机制。资助型基金会的一项核心能力是“挑项目”,这最终要落脚到团队的专业性上。


问:行业里存在对公益职业价值低估的现象,除了提高薪酬,如何推动行业正确估值?基金会如何帮助资源方理解专业成本的必要性?


彭艳妮: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企业干得好不好,看利润就知道,非常直接,而比起商业,公益价值难以量化且见效周期长,这天然增加了衡量和评估价值的难度。同时,传统观念中“公益就是奉献”的认知根深蒂固,很多人认为公益人就该“自带干粮”。


转变需要漫长的过程。目前薪酬较好的多是企业背景的基金会,因其认同“要把事办好,需优秀人才,人才需匹配待遇”。我们需要让更多人理解,公益行业也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需要提供有基本竞争力的待遇。


去年的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有嘉宾引用国际经验说明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能减少行业波动、更优地筛选项目,提升投入产出比。我认为,国内也需要建立这种认知。


现阶段获取资源困难,压缩成本时往往先压人力成本,这很现实。有一次我们基金会的出资人说到:想做一流的事,就要用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的人才不能只给三流的待遇。



让在地智慧被看见,让专业成长被支持


问:对于感觉自己“不专业”或被文书所困的一线公益人,如何帮助他们发现和展现本地智慧的专业性?


彭艳妮:一些人感觉自己像“工具人”,忙于具体事务,与追求价值的理想产生割裂感。问题的根源可能部分在于“专业化不够”,而非专业化本身,但是平台型机构和资助方也应给予一线伙伴相应的支持。


首先,需要外界力量帮助他们被看见,可以通过行业交流、传播、研究、推荐等方式,创造机会呈现他们的价值。前提是,平台型机构和合作伙伴能够识别出他们的专业价值。


其次,需要专业第三方的梳理和提炼。一些机构做了很多公益项目,但可能说不清自身的核心价值点。我们曾与专家团队合作,帮助伙伴梳理项目模式。经过深度对话,伙伴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工作的真正价值在这里!”第三方梳理和提炼不仅能帮助他们对外呈现,更能提升其日后项目设计和规模化复制的精准度。


县域社会组织的声音需要被带到更广的舞台,专业提炼能解决“做得出来但讲不清楚”的痛点。


问:中小机构负责人常是“全能选手”,在资源有限下,你建议他们优先打造哪方面的核心专业能力?


彭艳妮:对于面临生存困境的机构,我很难提出合适的建议。如果从机构长远发展看,我认为还是必须聚焦于机构使命对应的核心业务能力,并打磨出可复制的项目模式。同时,不能只靠一个人,要培养团队。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现实中,为了生存,机构可能什么项目都接,导致精力分散,无法在某一领域积累深度,一旦有更专业的竞争者出现,很容易被替代。


因此,我的建议是,当下不要盲目扩大组织规模,应做好艰苦耕耘数年的准备,聚焦于一个具体方向,打磨出立身之本的专业能力和项目模式。


问:作为资方,基金会和企业设计资助项目时,应做哪些改变才能真正支持伙伴的专业成长?


彭艳妮:第一,流程忌繁琐。项目设计阶段应充分沟通,避免伙伴耗费大量时间写长篇文书却最终失败。


第二,尊重伙伴的专业性。项目目标和指标应基于共同讨论,尊重一线伙伴对当地情况的深刻了解,给予其实现路径上的自由度。


第三,关注团队成长。项目阶段性报告要回答一个问题: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团队实现了什么样的成长?我们认为,只有团队成长了,才能更专业地做事情,也才可能获得更多资源。


第四,预算要支持。包含合理的人员费用和学习发展费用。


第五,长期合作,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与伙伴建立长期(如3-5年)合作关系,让伙伴有稳定预期,将找钱的时间精力转移到做事和带团队上,而不是一年一申请。



在不确定的时代,确定地成长


问:未来,公益行业分工会否进一步专业化、细分化?


彭艳妮:AI出现之前,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AI的出现让未来变得高度不确定。AI可能替代许多支持性职能(如培训、记账、法务)。或许未来的公益组织只需要更少的人。


无论时代如何变,最核心的是从业者的学习态度和能力。公益组织应保持学习和运用新工具的能力。前些天,Anthropic发布了一个报告,对各类职业被AI替代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其中,社会服务的可替代性是比较低的。尽管如此,公益机构应该保持思考,明确自身有哪些价值是很难被AI替代的。


问:最核心的学习态度和能力是哪些?


彭艳妮: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首先是态度和意识层面,好奇心和求知欲特别重要,要有不断成长的意愿。其次是能力层面,要善于获取、归纳和总结信息,举一反三,将新知迁移并与已知关联;同时要善于反思,能够学以致用。


问:与徐永光那一代公益人相比,你观察到的新生代公益人的“理想”有何新特质?应如何更好地激发新一代的理想之火?


彭艳妮:新一代同样充满理想,但表现形式不同。第一代是“激情澎湃、高举高打”的号召型,成功地将个人理想转化为机构的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如南都基金会),使得理想得以通过专业机构持续践行。现在则是一个“反权威”、强调个体价值的时期。新一代的理想更体现为“构建附近”——不仅仅在物理意义上,还有在社会学意义上,围绕工作或兴趣构建社群网络。他们的影响力通过社群辐射。他们同样认可专业性,认为理想需要专业能力来实现。


我认为,行业需要做的是:第一,促进代际对话与传承,让老一辈的思想财富能传递给年轻人。第二,支持他们认识到理想的实现需要长期主义和韧性。第三,倡导“可持续的理想主义”——追求理想与个人生活的平衡,而非牺牲健康与生活的不可持续状态。只有自洽、和谐,才能走得远。


问:最后,对于刚进入行业、面临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彭艳妮:首先,泼点冷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公益行业未必是最佳选择。请先充分了解这个行业的挑战:职业发展空间、薪酬天花板、事务性工作的繁琐等。如果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依然选择进来,那么欢迎。


进来之后,关键是想清楚自己的“个人使命”到底是什么。是特定领域(如教育),还是公益行业本身?想清楚了,你才愿意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并达到内心的自洽与平和。


其次,要有极强的主动性。公益行业的职业支持体系不如企业完善,你需要主动寻找学习资源、构建同行支持网络,抓住每一个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并为之负责,是应对职业倦怠和内耗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