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像是一个公益界的天使投资，但投资对象并非项目而是个人，对于回报的预期也并非项目成果，而是人的成长和由他们的成长对机构和行业带来的推动。因此投资者不占股份，也不要求受资助者在限定时间内作出具体回报。对于被选中的“银杏伙伴”，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10万元，连续3年给予资金支持。受助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决定怎么花钱，但是项目不鼓励用作公益组织的经费。

资方鼓励公益小伙伴将钱用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给自己加工资、外出旅游都没问题，只要不太出格，不踩红线，资方不予干涉。

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林红说，银杏计划是一个投资于人的成长计划，培养处于瓶颈期的公益人。“这个人群大概30岁上下，在公益领域已经小有成绩，但因为经济、家庭、社会等因素限制，个人成长碰到瓶颈，如果这时外部给予推力，未来五到十年，他们有可能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公益领袖。”

也许在资方看来，比起专业知识，准公益领袖们更需要能改善生活的钱，以及充足的时间、空间，让他们能好好地思考个人以及机构的未来成长。因此，“银杏伙伴计划”不开班授课，只组织了为数不多的海外考察和业内交流的机会，让小伙伴们增广见闻、开阔眼界。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周庆治说，银杏计划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唤起社会来关注公益人才的现状，让关爱别人的人也能得到关爱，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可以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机构做大做强，从而推动整个民间公益行业的繁荣向好。

此计划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听上去有点悬，但实际效果还不错，翻开银杏伙伴的名录，会看到许多公益新闻界老熟人：立人图书馆的李英强、麦田计划的种子、NGOCN网站的陆非……其中最出名的是“瓷娃娃”王奕鸥，她是媒体的宠儿，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大主流媒体均对其作过报道。

既能过上体面生活，又能休闲地思考人生，还有机会成为明星，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门槛高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面试被吓出冷汗

要想成为银杏伙伴，首先要问评审专家同不同意。

每位候选人成为银杏伙伴前，都要经过专家面试的环节，每人和3位专家评委一对一交谈，每次至少1个小时。评委大都是企业界或者公益界的领袖，比如，恩派的创始人吕朝，乐平的操盘手沈东曙。这些牛人评委很关注候选人现处什么阶段，对未来的发展有何规划，个别评委有可能搞压力测试，把气氛弄得很紧张。

王奕鸥是2010届的银杏伙伴，当时是首届，对于面试，没有谁可以告诉她应试经验。她记得，评委老师一上来就问她，个人和机构未来五年的规划是什么？可爱的“瓷娃娃”回忆说：“当时就懵了，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心想肯定要被刷了。”

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按照规定，三人组成的评委专家组手握“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评委不认可你，估计就没啥希望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水平低了固然不能过关，水平太高也是会被淘汰的。

有名的姬十三就被拒了。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姬十三在商界（果壳网）和公益界（科学松鼠会）跨界发展，一手开创了公益科普的公益领域，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但他的商业和公益事业发展都比较好，银杏计划所能发挥的杠杆作用较小，因此未能入选。

评委拥有最终确定权，主办方心仪的对象也未必能选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在2014年的候选人中，有两个年轻人他很喜欢，但最终被刷了。评委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阶段还比较早，再等等看”。

王奕鸥是幸运的，她入选了。也许从另外一个维度看，“银杏计划”也是幸运的，他们帮助并见证了一个不太受关注的草根公益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业内知名的青年公益领袖。

2007年，王奕鸥发起“瓷娃娃关怀协会”，关注罕见病人的救助。在草创阶段，“瓷娃娃”处于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工作人员的“三无”困境，但王奕鸥还是坚持下来。2011年，瓷娃娃改名“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次年开始帮扶罕见病群体，他们称之为“赋能培养”，使更多病友转变为解决自身面临问题的积极行动者。

更大的改变出现在2014年夏天。彼时，“冰桶挑战”在中国公益界引发狂潮，短时间内就在网络上创造了超过30亿的话题阅读量，“瓷娃娃”也从中获得超过800万元的捐款。虽然争议不断，但在冰桶挑战的推动下，王奕鸥和罕见病人群成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瓷娃娃”知名度大增。

不过，成名也有成名的烦恼。林红说，银杏计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人会误解，认为这是一个选秀和比赛，选出来的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公益人，“大家会盯着他们，只要他们做得不好，就会被说，这给伙伴们带来了压力。”

奇特的伙伴

王奕鸥们的成长，让人看到银杏计划投资于人的理念。在银杏成立前，徐永光已经提出，公益行业面临人才缺乏、资源少、文化环境差三大难题，“在公益界发育还不成熟的时候，不如直接支持有潜力的人才。”

怎么样才算是有潜力，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入选的伙伴们，至少看起来很有特点。

33岁的林炉生在农村出生，北京读大学，经常参加支教、支农活动。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学校后勤部门工作了一年，觉得没意思，索性辞职创办“北京农民之子发展中心”，开始全职做公益。做了几年后，虽然已经是农民之子工资最高的负责人，但他每月到手的钱只有3500元。

为了供他读大学，家人投入了多年积蓄。随着父母年龄渐长，林炉生感觉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家人也不理解他的工作。他曾经想过用志愿者的身份做公益，自己全职做其他工作赚钱。

2011年成为银杏伙伴后，他获到连续3年的资助，每年10万元。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时，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直到他把新闻报道拿给家人看，他们才相信。三年里，林炉生把大部分的银杏资助用来帮补家人，家人也慢慢理解并接受他的工作。

2014年以前，林炉生主要在操办燕山学堂，一家致力于实践和推广自然教育、建设生态家园的社会企业。他带着员工和志愿者跑到密云的小山村，租下一间废弃的乡村学校，建起一所自然教育实践基地。在这里，林炉生不愁住，不愁吃，不担心健康问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房子按亩算，青菜自己种，一年生不了一次病，“从2008到现在，一颗药都没有吃过”。现在，林炉生回到了家乡福建，希望把燕山学堂的经验和模式复制过来。

他自称是地球上最幸福的那种人。每天早晚打坐，晚上12点前睡觉，作息时间很规律。但家人着急了，整天生活在小山村里，找媳妇怎么办？林炉生说，不用担心，“去年8月，就已经有个大海归看上我了！”

在外人看来，搞自然教育的林炉生似乎有点“另类”，但他并不在意，他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关系。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但说白了，就是回应人内心的诉求和欲望，回到人本身。

或许正是因为看中这点，当时“银杏计划”的面试评委最终选了他。云南连心社区照顾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主席陆德泉是评委一员，在他看来，公益圈需要多元尝试，林炉生做的自然教育比较前沿，应该积极支持和鼓励。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很难想象除银杏之外，国内还有别的公益人才培养计划会资助像林炉生这样的神奇人才。

成熟了，要有更大的世界

去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对银杏计划作了系统回顾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银杏伙伴的处境和诉求已经大为不同，大部分伙伴已经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认同和自我成长也得到很大的提升，现在他们更希望与各界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成长。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就是这样一路走来。

进入公益领域前，杜爽是注册心理咨询师，也当过职业认证规划师，给数千大学老师和企业HR做培训时，被学员们爱得不得了。她还是一名有着13年经验的志愿者。因为想为教育做点事，2008年，她开始了公益创业，和朋友一起创办了歌路营。

歌路营是个关注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机构，自主研发能力很强，设计的流动儿童探索城市、桌上游戏等项目相当专业，但因为多方向发展，产品和服务都无法聚焦。

成为银杏伙伴后，她开始意识到，做公益不能做得太散，逐渐专注于“新一千零一夜”项目，专心为农村住校生睡前讲故事。歌路营向学校提供故事内容，为每间宿舍安装小喇叭，借助学校原有的电脑设备，每天播放一个睡前故事。因为小学6年住校时间大约为1000个晚上，是为“新一千零一夜”。

截至2014年11月，“新一千零一夜”已经覆盖全国16个省的336所学校，超过7万名农村住校生每晚在故事广播的陪伴下入睡。杜爽有个更宏大的愿景，希望影响国家政策，从国家层面大规模推广。

当然，那是将来的事情，眼下，杜爽发现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问题，不是依靠一个组织能解决得了，她希望能召开系列研讨会，联合不同教育组织，包括NGO，商业组织，研究部门和政府决策部门，大家一块把问题研究清楚，再想办法找资源找对策。

在林红看来，这是所谓的“网络领导力”——能把大家凑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方法的能力。她说，未来银杏计划在选取伙伴时，会更加看重这方面的能力。

今年1月底，南都公益基金会召开理事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放飞银杏，将银杏计划孵化成独立的基金会。早前，南都已经支持孵化过NPI和“新公民计划”。

目前看来，独立的基金会的筹备才刚刚开始，未来怎样，还不好说。但林红依然感到兴奋，“如果‘银杏计划’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型项目也能孵化成功，对于中国公益界来说，将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