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条例》在“三大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合并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和改动。

《社会组织条例》出台后，原有的“三大条例”将被废止，《社会组织条例》将成为社会组织领域新的基础性行政法。

慈善组织只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中的一部分是慈善组织。比如，《社会组织条例》规定的不在登记范围的三类社团，均非慈善组织。同样，根据慈善法及慈善组织认定办法，社会服务机构需申请并符合条件才能成为慈善组织。

基金会是不是慈善组织？慈善法出台时曾引发争论。有学者认为，基金会有权利选择是否成为慈善组织。然而，原《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定义是这样的：

请注意其中“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表述。而在慈善法中，“慈善”与“公益”的意义并无较大差异。

《社会组织条例》中，基金会的定义是：

综上所述，可将基金会视为慈善组织。

示意图

《社会组织条例》的立法精神与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中办发[2016]46号，简称46号文）一脉相承。

46号文在“基本原则”部分规定：

从《社会组织条例》看，属于“放”的是四类可以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即第十条规定的四类：

政策支持扶贫济困、社会服务等类型的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内部活动的群众性小组织（比如秧歌队、棋牌队等）。

备注：原《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基金会的目的只有寥寥数字：“从事公益事业。”《社会组织条例》第二条关于基金会的目的列举多项内容或来源于慈善法第三条中列举的六项“慈善活动”，规定得更为具体，且增加了一项“推动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法第三条中六项“慈善活动”的最后一项是“兜底条款”：“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而在《社会组织条例》中，这一条被取消了。事实上，有些机构的业务一旦被相关部门认定为不在范围内，有可能导致登记注册出现困难。建议将慈善法中这条“兜底条款”加入《社会组织条例》，避免实操中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备注：社会服务机构肯定要开展收费业务，基金会的保值增值服务也需要投资。这些算不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第五十九条又规定：

这就说明，社会组织其实是可以做收费服务的。不过，“营利性经营活动”指的是什么，需要界定。

备注：以前的法律体系中没有这一条。这一条款为后续的政策出台留出了空间。“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是什么？政府“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的边界在哪里？会不会出现政府管得太多，不利于社会组织发挥主体性的问题？

1、注册成立基金会的门槛提高了，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注册登记。慈善法第十条规定：“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也就是说，基金会可以在县级政府层面登记成立。《社会组织条例》规定的“省级以上”，意味着今后地市级与县级将不能再注册基金会了。这里行政法与基本法衔接出现了矛盾。如今后按《社会组织条例》执行，意味着有关部门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收紧。近两年，县级基金会成立不乏案例，有关部门或许认为难以管理才有了《社会组织条例》中的这一规定？

二是注册资金。按照《社会组织条例》，今后注册基金会的资金调高至800万元人民币，这将让许多有想法的人望而却步。

可以肯定的是，登记门槛的提高将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2、对社区基金会发展不利。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江苏南京等地都在力推社区基金会发展。如《社会组织条例》实施，社区基金会今后要到省级层面登记注册，资金门槛是800万元，这显然会阻碍其发展。

3、注册资金必须是到账货币资金，意味着尚未对股权捐赠开放。

4、“在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基金会，应当以资助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主要业务范围”。请注意，这里用的是“应当”，也就是必须要做到的意思，是强制性的，而非鼓励性与引导性的表述。这对发展资助型基金会有利。

5、“发起人在有关领域具有全国范围的广泛认知度和影响力”这一规定，不具操作性，容易引起歧义。如何界定“认知度”与“影响力”？谁来界定？建议删除。

备注：“注册资金不得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对资金的要求非常高。如果社会服务机构的净资产合计低于开办资金，或将影响年检结果。然而，省级以下各级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另行规定本级注册资金标准，说明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方向在基层。

备注：《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由1/3改为1/5,比例的变化带来的是理事会的变化。在一些基金会，有专职的理事长和执行理事，都是领取报酬的，如果超过1/5比例，基金会要么减少这类理事的人数，要么增加理事会成员人数。如果是后者，有可能会影响机构决策的效率。

备注：《基金会章程范本》中规定，第一届理事由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捐赠人、发起人分别提名并共同协商确定。《社会组织条例》中去掉了“业务主管单位”，这是一个显著变化，对基金会来说，将有更多自主权。

备注：原《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对重要事项的列举共有4项：

重要事项增加的内容不少，比如“重大募捐、投资活动”变为“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活动、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此外，新增了“年度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报告、收支预算和决算”。可以说，范围更宽一些，治理更为规范。从基金会的实际工作来看，年度工作计划、年度预算和结算、年度工作报告确属重大事项，有利于规范基金会的治理。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设执行机构”的表述也是原来没有的。所谓“执行机构”就是基金会设立的秘书处等机构，与该类机构现有管理架构较为符合。然而，这也意味着基金会必须要有专职工作人员，不能将业务完全外包。

备注：《基金会章程示范文本》：“3名以上监事可设监事会。”《社会组织条例》：“监事有3名以上的，应当设监事会。”

“可”与“应当”，程度不同。前者自愿，后者必须。

备注：

1、原《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定如此规定：

“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

两者对比，今后不管资金何来，凡在内地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只能是内地居民。

2、原有《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条例》规定法定代表人由“负责人”担任，也就是说法定代表人可以是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中任何一个。

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3、此外，原《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按此规定，在过去十多年的实践中，很多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企业家成立基金会，不能同时兼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条例》放开了这个口子，为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基金会发起人担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扫除了障碍，有利于规范基金会的内部治理。

备注：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民非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社会组织条例》第五十条无疑是一大突破，而且有具体规定：

然而，第五十五条又规定：“社会组织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

目前从文字表述来看，何谓“地域性分支机构”，尚未有清晰表述。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五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备注：《社会组织条例》第四章与原《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对应部分有了较大的变化。前者名为“活动准则”，后者被称之为“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原《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管理条例》实施后，理事可以与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有交易行为了。

备注：对比以往条例，《社会组织条例》中，“信息公开”是新的一章，足见管理部门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民政部出台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实施。

关于报送，原有《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社会组织条例》将日期改为5月31日，对基金会来说，报送的时间放宽了。

备注：较之原有“三大条例”，《社会组织条例》明显加强了监管部门的执法权。然而，目前这些规定仍然是“粗线条”，需进一步细化。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约谈？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社会组织的住所、活动场所？除了出示证件以外还要出示什么材料？还需要走什么程序？等等。建议向有关部门积极反映，促其依法行政。

备注：除了四类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监管部门对其他类别的社会组织继续实施“双重管理”制度。《社会组织条例》列举的这7项中，最后一项“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的其他事项”是一条“兜底条款”，有点模糊和笼统——在实际工作中，“其他事项”可大可小，建议此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他事项”都是哪些事项，避免行政执法的随意性。

备注：46号文曾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发起人责任，“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民政部推动将社会组织发起人的资格、人数、行为、责任等事项纳入有关行政法规予以规范。”

对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资格审查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规范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

备注：原有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仅有6项，此处列举15项，只要触犯其中一条，就有可能被吊销。可以说，《社会组织条例》已是“史上最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