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来，孙珂上学的事情让她的妈妈徐春华很担心。孙珂所在的新公民学校，放暑假时刚刚被关闭了，理由是这所打工子弟学校未获当地教委批准私自办学。

虽然女儿被分流到新学校，徐春华依然不太高兴 。因为受困于现行户籍等诸多制度带来的天然屏障，女儿将来必须回家乡山东参加高考。而那个被称为家乡的地方，女儿一年才回去一次，她对那里的生活和学校并不熟悉，她的童年只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有关。

今年6月起，朝阳4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3000余名学生。

学校被关了

据媒体报道，此次关闭学校是因为其未获批而私自办学。

还有三四天暑假就结束了，再开学，在北京打工的山东人徐春华的女儿孙珂就要上三年级了。但放假时她就知道，女儿的学校没了。

孙珂所在的北京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以下简称新公民学校)在今年暑假被关闭。

7月16日，徐春华参加了那次别开生面的家长会，校长的讲话她大多不记得了，她只知道学校被关了，学生们要被分流到附近的黎各庄小学和定福庄三小。校长讲完话，家长们当场就要在这两所学校中选一所作为孩子开学报到的地方。徐春华选了黎各庄小学，“只是因为它离家更近”。家长会散会之后，不少家长追着校长不放。“学校为什么关了？”“新学校学费怎么样？”“有没有校车？”……家长们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得到的要么是沉默，要么是“不知道”。

公民学校原名京华希望学校，当时为民办学校。2005年，北马房校区设立，同年12月获得了朝阳区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证。2009年，由于政府实行土地储备拆迁，北马房校区关闭，将学生分流，其中大部分分流到马各庄校区。

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新公民计划”项目。8月，在朝阳区教委的引荐下，北马房校区被南都公益基金会改制为公民学校。2008年9月，马各庄校区也被改制为新公民学校 ，但这所学校一直无法获批办学许可证。新公民学校负责人蔺兆星表示，事情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已有预兆。

当时，新公民学校接到朝阳区教委《关于开展扶持审批自办学校的回函》，对学校提出了11条整改意见。新公民学校负责人蔺兆星告诉记者，今年1月，学校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立项拨款的支持下，花费近四十万元完成了整改，包括房屋顶棚使用防火材料、铺设塑胶操场等。

“学校整改后接受了相关部门的验收检查，等待教委的最后审批。”没想到，审批结果迟迟不到，学校却在5月份接到了朝阳区教委决定关闭学校的口头通知。6月19日，学校正式收到了来自金盏乡教育卫生科责令停业关闭的《告知书》，要求学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

校方在6月19日下午与6月21日分别与金盏乡政府及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洽谈，并于7月2日致函朝阳区政府，提出三个办学方案：1、区教委继续扶持审批该学校 ；2、区教委或乡政府另寻校舍，委托新公民学校办学；3、乡政府或村委会收购现校舍，然后委托新公民学校办学。但三个方案均未得到认可，7月16日，第一新公民学校召开全体学生家长会，安排学生分流工作。据媒体报道，此次关闭学校是因为其未获朝阳区教委批准私自办学。

回家乡上学

“反正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还不如早点回去。”

现在的新公民学校大门紧锁。“每天都有好几个家长过来，找我打听学校的事。”在这里看门的老马告诉记者，许多家长由于没参加当天的家长会，学生还没有着落。

8岁的孙珂对这所学校的关闭没有任何概念，她还缠着妈妈带她去附近的一处公园玩。这个生于马各庄的女孩，户口簿的地址显示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可那个被称为家乡的地方，她只有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她的童年世界，只与马各庄有关。

马各庄，这个距离天安门约22公里的地方，是另一个北京。这里看不到高楼大厦，看起来和许多山东的农村一样，低矮的平房、杂乱的街市，昭示着这里的生活成本之低。徐春华1997年来到马各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5年。她的丈夫来得更早，1989年就到北京打拼，他们的女儿孙珂就出生在马各庄。

现在，徐春华为附近一家小工厂做饭，她的丈夫在一家汽修厂里工作，两人一月的工资加起来五千块钱左右。大儿子在山东单县读书，即将参加高考。“一年下来刚刚够花，攒不下什么钱。”

学校被关闭后，徐春华马上为女儿办理了借读证，她怕女儿将来要去的黎各庄小学用这个来“卡”他们。为了办借读证，她让大儿子特意从县城回了一趟家，找到镇政府开了无人照看孩子的证明，又让儿子快递过来。

再过几天，就是孩子去新学校报到的日子。徐春华已经骑着自行车去了学校三次，“还在施工，看起来比原来的学校好一些。”

去了三次，徐春华都没有见过任何老师或校领导。对于新学校的学费、入学要求等，她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已经有人传言说新学校要“五证”：户籍、暂住证、原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和工作证明。“但没人通知过我们，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徐春华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新学校会不会有校车，因为从他们住的地方到这里，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

记者在附近发现了“私人校车”贴出的广告：每月固定或就近接送，每月380元，而孙珂在新公民学校一学期的费用不过700元左右。学校附近正在刷墙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有个工友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已经去黎各庄找活干了。

徐春华听说，有不少孩子已经被家长送回老家读书。她也知道孙珂的命运，在这里上完小学，如果考上附近的初中，再上完初中。但一定得回山东老家读高中，考大学。“反正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还不如早点回去。”

边关心，边打压？

“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蔺兆星告诉记者，解决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本该是政府的责任。“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这些孩子应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

据蔺兆星介绍，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上海市，每年给予每个打工子女4500元的补贴，帮打工子女免费上学。“上海市先关闭了一批不合格的民办学校，然后把每个学生的补贴直接发到合格的学校，这样的话学校就不能再收费了。”

据记者了解，从2010年起，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提出了“政府委托办学”的概念，即整合腾退公办学校校舍用于开办民办学校，委托有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退休老师作为校长，就近定向接收周边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朝阳区对委托办学的举办者不仅免费提供校舍，还提供公用经费定额补助、负担校舍供暖费、负担教师保险费用总额的50%、为学校提供必需的教育教学设备设施等。

此次学生们分流到的这几所学校 ，即是政府委托所办的学校。

据知情人透露，这些学校依然收学费，而且有的学费比已经关闭的新公民学校的学费还高。“因为义务教育的补贴是发到学生的户籍所在地，北京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经费，所以不可能完全开放公立学校让打工子女免费上学。”

据当地媒体报道，作为外来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北京朝阳区将在2014年底前取缔所有未获得审批的自办打工子弟学校。目前，经过多轮整顿、关闭，朝阳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已从最多时的150多所，降到目前的30多所，获得审批的不到10所。

北京教委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不能“无度”地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对于在京打工子弟的教育“百分之百解决是不大可能的”；“北京承载能力有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对这些打工子弟而言，“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户籍，还是户籍

诸多专家表示，要想彻底解决打工子女教育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改革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

即便打工子弟在北京上完小学甚至初中，他们也必须要回到生源地上高中以参加高考。“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在这里上完初中，他们一般回家上初中、高中，以利于将来的高考。”蔺兆星介绍，北京有大约15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但只有大约10%设立了初中。

诸多专家表示，要想彻底解决打工子女教育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改革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认为，要解决打工者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开放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与公共服务，让户口仅仅是一种登记的凭证，而不是一种享受不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身份标识。”刘爱玉还提出，开放户籍制度之后，要改革财政收入和分配体制，并通过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改革提升打工者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构覆盖所有公民的一体化社会安全网络，减少打工者市民化过程中遭遇的风险。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程新征认为，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打工者面临许多棘手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一是户籍制度的歧视 ，二是基本权益无保障，三是子女教育和劳动培训存在歧视。”

“这些都是制度和政策的问题，仅仅依赖市场法则是无法解决的，打工者作为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的扶助和保护，不能任由资本和市场摆布。”程新征指出，主要西方国家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做的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设立解除人口流动障碍的政策”。

除了弱化户籍制度之外，程新征还提出要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能促进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此外，考虑到打工者问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实际，他还建议政府应出台专门的《打工者权益保护法》，对就业条件、就业范围、工作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诸多歧视行为以法律形式加以禁止。